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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家买房,我说我跟你打一个赌,我说五年之内,我是希望大家买股票,在我概念里面一个国家的居民他的资产主要部分如果是房子,这个国家很不正常。主要是证券化资产,特别是股票、基金,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说7万块钱不能涨了,现在过去4年了,我来的第一天记者采访我,我说了这个故事。一开始我雄心勃勃我觉得我一定赢,因为中国不可能违背这样的规律,到了现在发现我输的概率比较大,我们输的是一顿饭。”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中国楼市泡沫会成为例外吗,还是泡沫会破裂?
吴晓求:我看他们都不讲,一般先讲的都是砖,后面讲的话是玉。
中国楼市泡沫不会例外,但是它有一个滞后,现在全球有两大泡沫:一大泡沫是美国的股票市场,这是一大泡沫,最近泡沫也在缩小;还有一大泡沫是中国的楼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通过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真的得不出来楼价如此之高的一个结论。
我们又从一个数据里面也会发现楼市价格楼市上涨又有某些逻辑,这个说法本身是矛盾的。我先说一开始的那个概念,一开始的概念一个国家楼市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市场化的程度,特别个人收入的水平是有某种关系的。
同时,我们现在楼市又在往上涨,现在我们这个楼价涨的非常快,快的非常离谱。我在北京四环以内的一般来说除了南四环以外,东边、北边、西边一般在10-12万人民币一平米,这是非常难以想象,是一个普通住宅,不是说在二环附近,二环除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住宅。
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四环以里大概是7万左右,那时候我觉得非常离谱,我那时候在清华和任志强先生一块开会,天天耗着大家买房,我说我跟你打一个赌,我说五年之内,我是希望大家买股票,在我概念里面一个国家的居民他的资产主要部分如果是房子,这个国家很不正常。主要是证券化资产,特别是股票、基金,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说7万块钱不能涨了,现在过去4年了,我来的第一天记者采访我,我说了这个故事。一开始我雄心勃勃我觉得我一定赢,因为中国不可能违背这样的规律,到了现在发现我输的概率比较大,我们输的是一顿饭。
为什么有必然性?中国的M2最近几年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M2的增长速度太快了,我们2008年以后除了2009年、2010年高一点,M2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平均要高5-6个百分点。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的M2已经160万亿以上,我们GDP是70多万,大概是2.1倍,M2和GDP相比较是2.1倍。
巨大的存量M2要购买资产的,不会作为现金状态出现,还有少量存在银行,更多是追逐能够带来利润的资产。可是中国金融体系提供的资产非常有限,股票又不敢买,债券也不多,可是钱又不能放在手上,放在手上贬值的速度很快,大家就开始买房子了,你会发现这么存量的M2显而易见就会倒逼房地产价格如此上涨。
我们也可以实现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可能让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去年6.2、6.3到6.9,把一部分存量M2的压力消除掉了,剩下就跑到这来了,本来跑到股市很好,2015年市场危机把大家吓怕了,又换不成美元,该换成房子。最好的办法是把巨大M2的存量抽走,我们退出有压力,意味着GDP的增长也下降。未来要看一看,我确信说现在12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还要去买,我不认为这是理性的。我们要让它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减少对私人部门的杠杆,如果这点做到我们的泡沫就不会破裂,如果做不到泡沫也会破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德科地产频道;作者:吴晓波
1st
2004年的秋天,王石来杭州,我们在浙江宾馆见面。
聊天的时候,王石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晓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在世界五百强的名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家房地产公司。’我一想,好像是的,自从有了这个榜单以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公司进入过。为什么呢?
王石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房地产公司是一个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企业获取土地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它很难把规模做得非常非常大。同时,它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度又非常非常的低。’
沉默了两三秒钟以后,王石突然说:‘期望万科未来能有机会。’
2nd
一晃12年过去了。今年上半年,万科的业绩是历史上最好的,它很有可能在今年进入世界五百强。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它遭到了宝能的狙击,它的大股东和王石团队在理念上出现了决裂。
这两天(7月6日),万科股票浮盘持续跌停,在未来,喧嚣了大半年的万科事件最可能的一个结局,我认为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王石出局,离开万科。第二,华润成为万科的实际的控制人。第三,宝能套现走人。
那接下来,万科的下场是什么呢?我认为可能有三个。
第一,随着王石的离去,三十多年来所形成的万科文化将烟消云散。我一直认为,企业就是一个人的企业,创始人和企业家的精神像灵魂一样嵌入到企业的躯体之内。就好像苹果是乔布斯的苹果,华为是任正非的华为,联想是柳传志的联想一样,万科是王石的万科。随着王石这个偶像的崩塌和他的离去,从此以后,万科将成为另外一个万科。它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很可能成为央企华润旗下的一家子公司而已。
第二,人才大量流失。我不知道郁亮什么时候会离开万科,但我认为,从灵魂的意义上,他其实已经离开了。那么可以预见的一个景象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一大批的万科高管将像潮水一样地离开万科。作为一家拥有高度专业精神的房地产公司,它的专业能力将重建,它的人才能力将重建。
第三是业绩。随着王石的离开,随着人才的流失,万科的业绩反倒像回光返照一样,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第一,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的速度会被加快。第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万科的业绩在不断地提高,比如说从2010年到2015年,万科的销售业绩和它的利润都翻了一番,但是它的股票,如果这样来对比的话,还是下跌的。
万科的市值是被低估的,所以中小股民对万科和王石有很大的不满,这确实是王石团队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没有很好地做好市值管理的工作。那么随着这个团队的离开,万科的股价很可能会成为炒作的第一站。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万科集团中的某一些优质资产,比如说像万科物业这样的一些独立业务部门,很可能被剥离出来,然后和华润物业等一些物业公司合并,在中国的A股市场,或者在香港、美国上市,从而让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资产增值。
所以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景象,就是这个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离开了,但是企业的资产规模却在短时间内抬高了。然后就会有人告诉你说:‘哇,我们的重组是多么的成功。’
再然后呢?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3rd
在不久前,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万科事件的讨论会,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交流中讲了一句话:‘在2003到200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企业界有个‘科隆现象’,而科隆这个企业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大败局。’
其仁写了一篇文章,《可惜了,科龙》。所以周其仁说:‘我不希望未来我写一篇文章叫做《可惜了,万科》。’
又有人问我说:‘晓波,未来万科有没有可能进入《大败局3》,或者《大败局4》呢?’
我不知道,我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我也不希望周其仁真的写一篇文章叫做《可惜了,万科》。但是万科的下场到底是什么呢?实在是让人充满了好奇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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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百折不挠,历经无数次的失败,挥洒数不尽的血汗,捧回了“杂技界的奥斯卡奖”;她,执着创新,将最细腻柔美的芭蕾舞艺术与最惊险刺激的杂技艺术融为一体,被誉为“东方天鹅”。本期《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杂技艺术家吴正丹。
六岁学艺九岁夺冠
1987年,我6岁时,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沈阳体育运动学校体操队招生的广告,于是就要求爸妈为我报名。我那时候还不到30斤,又小又瘦,弹跳力没有达到面试老师的要求,却在考试现场阴差阳错地被艺术体操队的老师看上了。
到了艺术体操队我才发现自己个头最矮、年龄最小。可是我很要强,练得再累也不叫苦。由于我训练认真刻苦,很快进入辽宁省艺术体操队,从9岁开始,我连续参加了3次辽宁省比赛,每次都是冠军。然而,我一直都不长个儿,老师觉得我的潜力不大。11岁时,我被艺术体操队淘汰了,我转到技巧队进行混合双人项目的训练。
青梅竹马搭档一生
6岁刚进沈阳市体校时,我认识了魏葆华。几年后,我们意外地在辽宁省技巧队相遇,并在11岁的时候和他成为搭档,没想到这一搭就是一辈子。经过3年的锤炼,我们先后取得了全国技巧锦标赛冠军和世界技巧锦标赛冠军。
1996年春天,我们从沈阳到深圳参加全国技巧比赛暨世界技巧锦标赛的资格赛。当时深圳温度高,坐着都冒汗。比赛时,我的脚从魏葆华汗湿的肩膀上滑了一下,我一头就栽了下来,当场晕了过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魏葆华一边紧握着我的手一边自责。多年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成为夫妻搭档。
世界技巧锦标赛中,我们仅获得第三名,我心灰意冷,萌生了退役的想法。此时,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杂技团的宁福根团长邀请我和魏葆华加入战士杂技团。于是,我们来到了广州。
春华秋实永不言退
来团当年,我们随团到欧洲演出。在哥本哈根演出时,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团长评价我们非常像芭蕾舞演员,这给了我穿上足尖鞋表演的启发。
我们尝试在肩上完成芭蕾舞旋转的动作,这让魏葆华遭受巨大的皮肉之苦。我的鞋尖要在魏葆华的肩上转大半圈,做完四五个动作后,他的肩膀就会被鞋头磨破。在这样一天天的艰苦排练中,我们的默契度逐渐加深。2002年1月,我们带着《芭蕾对手顶——东方的天鹅》节目参加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表演结束时,包括王室成员和评委在内的所有人都起立为我们鼓掌。拿到“金小丑”奖的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杂技舞台?作为一名“高龄”杂技演员,我希望自己能一直演下去,也希望我们的表演可为中国杂技开辟一条新路,让传统技艺和西方经典能够融合发展。我6岁开始学艺,回首来时路,我最大的感受是:在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继续坚持一下,就离你的目标近了,最终会达到成功。
(图文来源:中国文明网记者 李雪芹 供稿)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整理
(原标题:吴正丹:空中飞舞的天鹅)
原标题:吴正丹:逐梦的“东方天鹅”
【文艺名家讲故事】
她,百折不挠,历经无数次的失败,挥洒数不尽的血汗,捧回了“杂技界的奥斯卡奖”;她,执着创新,将最细腻柔美的芭蕾舞艺术与最惊险刺激的杂技艺术融为一体,被誉为“东方天鹅”……本期《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杂技艺术家吴正丹。
六岁学艺 九岁夺冠
1987年,我6岁。有一天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沈阳体育运动学校体操队招生的广告,想到电视画面中的小朋友每天都在蹦啊跳啊的,心里羡慕不已,于是就任性地要求爸妈为我报名。
面试那天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三四个老师坐成一排,分别测试考生身体的柔韧性、软开度、爆发力等。我那时候还不到30斤,又小又瘦,比同龄人要矮半头。虽然我的柔韧性测试成绩比较理想,但是到了爆发力测试的时候,老师让我从下往上蹦,我根本蹦不起来,弹跳力很差,尽管我使劲地想表现自己,却依然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本以为毫无希望了,结果阴错阳差,在考试现场,我却被艺术体操队的老师看上了。那一年有1000多个小朋友参加考试,最终只有二十几个被录取。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如果不是她在那一瞬间看中了我,我这一生很可能就与艺术无缘了。
到了艺术体操队我才发现,我个头最矮、年龄最小。可是我很要强,练得再累也不叫苦,腿压得再高也不喊痛。周末回家时,妈妈看到我背上压腰后的瘀青,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爸爸也不像刚得知我被录取时那样兴高采烈了。他们劝我别练了。当时我还是咬着牙没松口。那时候我立志要拿辽宁省冠军,觉得那就是最厉害的了。爸爸妈妈见我意志坚定,也就同意了。由于我训练认真刻苦,一年后就入选沈阳体育学院艺术体操队,两年后调入辽宁省艺术体操队。进入省队之后,我的技术一直在同龄队友中名列前茅,并且从9岁开始,我连续参加了3次辽宁省比赛,每次都是冠军。
然而,我一直都不长个子,比同龄孩子要矮半头,老师担心我长不高,觉得我的潜力不大。就这样,我被艺术体操队淘汰了。这对11岁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告别了令我痴迷的艺术体操,我转到了技巧队进行混合双人项目的训练。
到了技巧队,我发现除了要克服恐高,还面临更大的挑战——需要更加全面的能力和素质。首先是最基本的倒立、跟斗,我从未接触过。另外就是身体的控制能力,既要有很好的软度,又要有很强的力度。这对于“半路出家”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此外,我还要继续控制体重。记得那个时候我每天都不能吃饱,连水也不敢多喝。最艰难的时期是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连喝凉水都会增体重。每天除了大量技术动作的训练,还要进行最少1小时的“燃脂运动”——跑步,跑完了还要马上倒立。至于什么时候下来,不是看时间到了没有,而是要计算从额头上滴到地面的汗珠数量,一般要滴100滴汗,我才能从“反转的世界”恢复正常。
青梅竹马 搭档一生
其实,在6岁那年刚进沈阳市体校时,我就认识了魏葆华。几年后,我们意外地在辽宁省技巧队相遇,并在11岁的时候和他成为搭档,没想到这一搭就是一辈子。
在技巧双人项目里,一个人托举着另一个人完成表演,托举者被称为“底座”,被托举者被称为“尖子”。在两个人配合的时候,“底座”大都有训斥“尖子”的“恶习”。我当时很担心大我10岁的魏葆华会欺负我,在第一次训练课开始前就跟他说:第一你不许打我,第二你不许骂我,第三你不许摔我。他当时很吃惊,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会有“尖子”敢这样跟“底座”说话,也不会有这么小的小孩说这样的话。就这样,我们的合作在“约法三章”中开始了。
在教练的精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经过3年的锤炼,我们先后取得了全国技巧锦标赛冠军和世界技巧锦标赛冠军, 金沙论坛并满怀信心地备战第二年的世界锦标赛。1996年春天,经过半年冬训的充分准备,我们从沈阳到深圳参加全国技巧比赛暨世界技巧锦标赛的资格赛。从东北到深圳,温差特别大,来了以后很不适应,不用说准备活动和训练,坐着都冒汗。比赛第一天,我们第一个上场,第一个动作就是“站肩手抛空中屈体后空翻两周落地”。就在起跳的一瞬间,我的脚从魏葆华汗湿的肩膀上滑了一下,起跳的力度、翻转的速度都不够,翻了一周半,我一头就栽了下来,直接摔在地板上,当场摔晕了过去。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比赛马上中止了,而我还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还是倒下了,我被急救人员用担架抬上救护车,前往最近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魏葆华一直陪在我身边,一边紧握着我的手一边自责地说:“正丹,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别怕!不会有事的!”多年之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成为夫妻搭档。有一天,他告诉我,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就是:正丹,如果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摔成瘫痪什么的,我就娶你回家。
南下广州 曲项高歌
在世界技巧锦标赛中,我们没有实现梦想,仅仅获得了第三名,我心灰意冷,萌生了退役的想法。从6岁起,我几乎都是在排练场里度过的,作为一名技巧运动员,这时的年龄也差不多了,所以我想退役去读书。此时,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杂技团的宁福根团长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他多次打电话,邀请我和魏葆华加入战士杂技团,并反复劝我:“你们都付出了10年的努力,现在挖井已经挖到马上出水的时候了,你却选择放弃,不觉得很可惜吗?没有登上体育界的最高领奖台,但可以在文艺舞台重新起航呀!”宁团长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我,作为运动员,我也许不能再拿冠军,但在杂技这个领域,我也许可以有所作为。于是,我和魏葆华来到了广州。
进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杂技团后,我们很快恢复状态,节目水平不断提高,并努力尝试创新。来团当年,我们就随团出访欧洲演出。得益于我的艺术体操功底和编导的芭蕾风格编排,我们表演的《对手顶》节目深受欧洲观众喜爱。在哥本哈根演出时,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团长评价我们很有公主和王子的气质,非常像芭蕾舞演员。听了这样的评论,我就在想,既然说咱们像芭蕾舞演员,那干脆就再像一点吧,能不能穿上足尖鞋表演呢?有了这样的想法,回国后我尝试着把原来节目中地面上的舞蹈动作全部穿上足尖鞋做出来,让团领导来审查。看完以后,团领导给予了肯定,但宁团长提意见说:“你跳得再卖力也跳不过芭蕾舞演员吧?必须与杂技有结合点,否则的话就不是杂技,这样的创新就没有任何意义!”
想让芭蕾与杂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首先要解决的是在身体的哪个部位站立,为此我们做了各种尝试。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我们终于在肩上找到了一个可以站立的位置。然后我们又希望在肩上完成芭蕾舞旋转的动作,而这个动作魏葆华就要遭受巨大的皮肉之苦。我的鞋尖要在魏葆华的肩上转大半圈,这个转的过程对皮肤的摩擦力是很大的。我的那双舞鞋如同一台“搅肉机”,做完四五个动作后,肩膀被鞋头磨过的地方就开始往外“冒油”。第二天,被磨的地方就结了一层痂。可训练是一天都不能停的,结果昨天长好的痂又被磨掉,我的鞋头上全是血和脓,魏葆华一声不吭咬牙忍受着剧痛的折磨,肩头像刚拔完火罐一样,最后留下一块瘀黑的印记。在旁人面前我常开玩笑说,每次站到他肩膀上,只要看到黑点,就知道落脚点在哪了。在那个难度动作攻坚阶段,我的脚也肿得像个萝卜,每天含泪把它挤进芭蕾舞鞋里面,我都先要思想斗争十来分钟。没办法,杂技训练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这样千百次的重复训练,只有把每个动作做到准确无误,才能减少彼此的痛苦。在这样一天天的艰苦排练中,我和他的默契度逐渐加深。
从来广州直到参加世界比赛之前,除了身边的战友,我们俩基本上没什么社交活动。从单位所在地到附近的百货商店,就是我们的半小时生活圈,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就是围绕宿舍、餐厅还有排练场这三点一线展开,周末也不例外,唯一的放松时间就是星期天下午的半天,除了补充点日用品,最大的消遣就是看一场电影,却经常在“口水湿满襟”之后被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叫醒。
春华秋实 永不言退
2002年1月,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当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杂技艺术节之一,代表了国际一流水平,被誉为“杂技界的奥斯卡”),当我们带着《芭蕾对手顶——东方的天鹅》节目来到现场,看到其他国家选手的参赛节目,瞬间感到“压力山大”。
赛前,我们只有一次适应现场的训练机会,结果由于旅途劳顿等原因,动作完成得乱七八糟。再看其他选手的节目,他们简直像玩命一样:黑着灯,在十几米高的钢丝上跳跃,什么保护都没有;大跳板这头的人一砸下去,那头的人就飞上10米空中,像一片羽毛似的,又轻又稳地落在5人叠罗汉的顶上。看了这些高难技巧,我和魏葆华受刺激之后反而释怀了,背负已久的金奖包袱也放下来了。我对魏葆华说,咱们跟他们比的不是危险,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作品展现好就行了!
正式比赛时,马戏大蓬里座无虚席,当我站在魏葆华的左肩上一转,只听得全场4000多名观众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等我再迈到魏葆华的右肩,摆出我最骄傲的造型——后阿拉贝斯站肩时,全场观众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热情瞬间被点燃,掌声、跺脚声、口哨声排山倒海地传来……观众反响之热烈让我们始料未及,甚至我连伴奏音乐声都听不到了。
当我落到地上,包括王室成员和评委在内,现场所有的观众都起立为我们鼓掌。那一刻,我的脚底是软的 轮盘宝典 ,踩不踏实了,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晃动着,幸福的泪水不知何时已从脸颊滑落。那天的谢幕,我们先后4次返场。在返场谢幕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所有的经历、回忆一瞬间全都涌了上来:训练时脚趾缝触电般的疼痛,为了多训练一会儿赶不上回旅馆的末班公共汽车的懊恼……当拿到“金小丑”奖时,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很多人都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杂技舞台?作为一名“高龄”杂技演员,我没有给自己设定期限,希望自己能一直演下去。我希望我们的表演能够成为经典,同时为中国杂技开辟一条新路,让传统技艺和西方经典能够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中国杂技演员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从6岁学艺到结婚生子再到重返舞台,回首来时路,我最大的感受是:在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继续坚持一下,就离你的目标近了,最终会达到成功。
(本文由中国文明网记者李雪芹、光明网记者刘炼根据采访整理)